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一、导论
王充的《论衡》案书篇有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
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由此句话可看出《左传》多记事,《国语》为辅助《左
传》则多记言,两本书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国语》的观点或是文辞等
方面更与《左传》大异,而两书对於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角度更是有差,今举晋
惠公改葬太子申生一事来做叙事比较,其大致上可分成事情的差异、预言的差
异,以及功用的差异三点.
二、事情的差异
《左传·僖公上第五》记载：「晋侯改葬公大子.」,而《国语·晋语三》亦云：「惠
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於外.」共世子即是太子申生,因其諡号为「共」
所以又称共世子,惠公则为夷吾,和申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观此两段记载可知
惠公改葬共世子一事两本皆有纪录.然而,《国语》中有国人之诵及郭偃二事,
而《左传》没有,又《左传》里有狐突遇太子申生一事,而《国语》没有,这便
是它们最大的差异,即事情的差异.《国语》对改葬之事记了国人和郭偃的言论,
其记载：
国人诵之曰：「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
诚.国斯无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怀兮,各聚尔有,
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
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
此段话是说国君虽想依「正礼」改葬申生,但申生的棺木却不断传出奇臭,国人
便因此讽刺其国君窃取君位的「非礼」行为却还侥幸活著,再加上国家动乱不安,
这种昏君不是国人所要的,而它们想要的是在狄国的那位重耳公子,并说出十四
年后惠公将会失去君位之事.又郭偃曰：
「甚哉,善之难也!君改葬公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
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
矣.若入,必伯诸侯以见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数,言之纪也.魄,意之
术也.光,明之曜也.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明曜以昭之.不至何时?
欲先导者行乎,将至矣!」
晋国的大夫郭偃更阐明说如果人有「善」於内心,必能传播於外,显扬於民众的
道理来讽刺夷吾的不得人心,更以数、魄、光三项来预言十四年后重耳会回国继
承君位,数是预言的纪录,魄是民意的先导,光是明德的闪耀,三点综合起来便
说明了重耳才是人心所向的明君,而郭偃同时也呼吁民众,其想为重耳做先导的
人须快点行动,因为重耳就快来了.在《国语》中,国人以及郭偃的言论除旨在
讽刺夷吾之外,也拿他跟重耳做对照,说明人心和人民之间的关联性和重要性,
一个君王如果内心善良,行为谨慎,人民就会爱戴他,反之,则会唾弃他.
然《国语》对此一事件的叙事,到了《左传》却是从未出现,反而是不同的
事,《左传》记载：
晋侯改葬公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
吾无礼,余得请於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
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
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
遂不见.即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
对於改葬一事,《左传》反转而纪录了狐突在到下国的时候遇到太子申生,其告
诉狐突说夷吾改葬他的「无礼」行为,故请於帝以罚夷吾,并要将晋给予秦,让
秦来祭祀他,狐突便回答申生,且说明神不会保佑不是同类的人,而人民也不会
祭祀不是同一族的人,况且人民又有何罪过,其滥施刑罚又缺乏祭祀,希望申生
能再考虑此事,申生於是答应狐突会将再一次请求上天,最后上天允许申生惩罚
有罪的夷吾,并说出秦与晋将在韩打仗,且晋国将会失败的预言.
虽说《国语》和《左传》对惠公改葬太子有不同的说法,然内容却都扣紧「无
礼」两字.晋献公在位时,申生遭骊姬陷害自缢而死,然其葬礼没有按照礼下葬,
故晋惠公夷吾想依正礼改葬之,但惠公在这之前却背叛当初向里克、丕郑和秦国
许下的诺言.起初,秦国派公子絷去慰问夷吾时,夷吾私下告诉公子絷曰：「中
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
万.君苟辅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实有
郡县,且入河外到城五.」其上皆为《国语》里记载夷吾要重赂里克、丕郑和秦
国以让自已成为晋君之事,又《左传》记载「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并告
诉夷吾说：「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因此夷吾便答应要
给秦国土地,而秦国接受贿赂自然也就帮忙「纳惠公」的事,里克和丕郑亦是,
然而,惠公夷吾立了之后,却杀里克与丕郑,又背约不给秦国土地,并迁申生之
墓,甚至在秦国闹饥荒时都不肯输米给秦国,乃得知夷吾背信忘义的无耻,并将
当初许下的诺言一一弃如蔽屣,而过去他更曾与晋献公的夫人贾君通奸过,此种
种为了政治利益的「无礼」的行为更与他想依「正礼」改葬申生作为形成强烈的
对比.故两书的书写内容不同,但对於夷吾的不该却做出强烈的批判是其对事情
看法一致的共通点.
三、预言的差异
在惠公改葬共世子的事中,《左传》与《国语》都说出关於未来会发生的事,
《左传》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国语》载「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
「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
矣.」,前者预言了「秦晋韩之战」,后者则是「秦伯纳重耳」,同是预言但两者
相差甚大.
第一为预言的事情和时间不同,秦晋韩之战和秦伯纳重耳很明显就是两件不
同的事,此外,秦晋韩之战是发生在僖公十四年,而秦伯纳重耳则是发生在僖公
二十四年的事,两件事相差了十年,时间相距甚远.第二则为预言的表达方式的
不同,《左传》是以申生请於帝来呈现,一个是已逝世的人,一个是上天的意志,
换句话说,其预言是假藉神灵的方式来公诸於世,但《国语》则不然,其预言是
藉国人及郭偃之口说出,两方都以「岁之二七」、「数」来道出十四年后的事,岁
之二七便是指十四年,数是指成数,便是岁之二七,此外,郭偃曾云：「其数告
於民矣.」又曰：「数,言之纪也.」可见国人是从「数」得知此预言,而「数」
又是「言之纪」,即是预言的纪录,有此可见国人与郭偃是知道有纪录才能做出
预言,与《左传》是有预言才做记录在书中的方式正好相反.
再者,第三是预言基础的问题,从上可知两书会做出预言的原因皆在於晋惠
公的「无礼」,《左传》说「夷吾无礼」,《国语》亦说其「贞为不听,信为不诚.」,
贞,正也,意指夷吾想依正礼却不得认可,要立诚信却不见真诚,然而,《国语》
又比《左传》多了「诚」和「恶」两项因素,「诚」是上述国人未见惠公真诚的
缺点,后郭偃曰：「君改葬共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而越於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可知郭偃除了批评惠公无
礼的行为外,亦说出惠公内心的「不善」来讽刺他的不慎行为,藉「善」来赞美
重耳并与夷吾作对比,更突显出夷吾的「恶」,故知两书的预言在基础上还是略
有差异,毕竟发言人不同也是其关键,申生是从替天行道出发,而郭偃及国人则
是从人民的利益.虽说两则预言有差异,但还是有其相同之处,除上述皆以「无
礼」做基础之外,两个预言分别在几年后也确实成真,虽时间点及发生的事情截
然不同,但这两点可算是两书预言的异中有同之处.
四、功用的差异
经过上面两项的比较之后,便隐约可以看出两书想要对世人传递的意思有些
许不同,也就是他们功用的差异.
《左传》比较注重事的记述,言论的纪录倒是很少,其形式是类似历史事件
的记载,也就是史事的记载,并就史实来发挥扬善抑恶的精神,事中的申生和狐
突便是以正派的角色出现来惩罚夷吾,而《左传》对於恶的人也是会加以批判,
毫不手软.相对地,《国语》则重在言的铺张,在惠公改葬共世子篇中,郭偃及
国人的言论就占了大半的篇幅,然而,《国语》的功用和《左传》皆有抑恶扬善
的精神,对好人便加以称赞,如郭偃云：「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明曜以昭
之.」这句话是从正面来描写重耳,反之,对夷吾说出他已「恶滋章」了,可见
对於坏人亦是会批判的,但《国语》除重言之外,《国语》在言论中会偏重阐明
某项道理,因此功用上和《左传》又有差异,篇中的国人除说明凡事得依「正礼」
的道理外,郭偃又提出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善」,人民就会爱戴他,这便是说明
了人民是会依附「善心」之人的真理,国家要容易统治,国君自身修养是不可或
缺的,由此又可看出在《国语》中「礼」与「德」是密切联系著的,其写出了夷
吾的失德无礼,必失国的关系,所以夷吾最后才会失去王位.
《左传》与《国语》在功用上的虽有些许差异,但并不会影响两本书的价值,
它们的作用皆是透过对历史的真实纪录来呈现给世人,其内容以及阐发的道理
等,对於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五、结论
透过不同角度的比较以及不同观点的叙述,《左传》和《国语》都各施所长
的展现其不同的风格,不论是记事或记言,抑或是著重点的的不同,还是本身对
事情的看法不同,它们留给世人的是多角度的历史观点,以及许多供人省思的道
理,而究事情、预言以及功用上的差异得到了两书对於相同事件不同的叙事结果
外,我们也可以从这历史的事件中得到了警惕,并了解到夷吾的种种缺点,他的
无礼、他的背叛、他的忘义及无德,这些人心的丑恶面无疑是给我们警告,而重
耳的善、礼、德则是给我们做人的良好模范,这些是可以运用在当今社会的.
而即使事件的过程不同,史家对其解读不同,史书对其记载不同,结果却一
定是相同的,一个人的善或恶关系著他的未来,而其作为也会被记在书上,而当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这些事情时,相对地,我们也就多一个不同的思考路线,而
更能呈现出一个多面的「借镜」.